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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生仍是让他死

  
2020-05-10 21:22:28 来源:腾讯健康 作者:责任编辑NO。石雅莉0321

来源 | 潇湘晨报(xxcbwx)

编译 | 实习生 谢晓宇

如果有一天,医院突然来了1位重症患者和5位轻症患者,但不幸的是,医疗资源不足,你必须放弃1位重症患者或同时放弃5位轻症患者,你会如何明智的选择?

这道哲学选择题,如今摆在了美国医生们的面前。

图源:Doug Chayka

1

新冠疫情慢慢的变成了全球当前最可怕的事情。美国,作为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经不得不对患者进行紧急救治。

起初,人们担心的是呼吸机会供不应求。

可是现在,呼吸机短缺已经不再是最棘手的问题了,一个伦理与道德问题摆在了眼前:突如其来的疫情席卷了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许多医院缺少医疗设备、运输物资以及工作人员。这时,医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究竟哪些病人应该被优先抢救?

哲学家约翰·托瑞克(John Taurek)在1977年的Should the Numbers Count一文中曾提出一个医生可能面临的两难选择:

想象一下,你手中的药物极其有限,如果这6位患者没有及时接受治疗,那么他们都会死——这是最坏的结果。幸运的是,这六位中,只有一位的病情最为严重;不幸的是,你只有把手中极其有限的药物都用于对他的治疗,他才能活过来,而其余5位,却只需要你用手里药物的1/5。

你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只救那位重症患者,也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救其余5个不那么严重的病人,但你就是没办法救活所有人。

“我会选择救其余五个,”——这也许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因为“能救其中5个,总比只救1个的好。”

2

如果把药换成透析机(这种设备的作用是把血液里的废液和有毒物质过滤出去,大多数都用在尿毒症患者),所面临的抉择也同样如此。

“想象一下,如果你在ICU(重症监护室)工作,只剩下一台可用的透析机了,而你的病房里,有两个病人都极其需要它——一个患者的情况更好,只需要经过几天的透析机治疗就能恢复;而另一个,病情已经恶化,可能需要经过数周甚至数月的治疗。”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优先治疗那个情况更好的患者,理由很简单——只有这样,才可以在透析机短缺的情况下多抢救几位病人。

托瑞克教授却提出了相反观点。他认为人数不重要——究竟选择救几个人,不是我们也可以考虑的事情,我们没有资格替患者决定生死。因为生存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得不到药,每一个人都会死。“如果非要选择,我会抛硬币来决定。”

你可能会反驳,如果把五个人承受的痛苦加起来,难道不比一个人的痛苦多吗?为啥不选择痛苦更少的方式呢?

托瑞克教授认为,痛苦不能简单相加,每个人只承受了自己的那部分。说得更明白一点。假如一个患轻微头痛的人来了,你只有患严重头痛才能代替他遭的罪,让他不再头痛,你肯定不会做这笔交易。接下来第二个患轻微头痛的来了,同样,你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患严重头痛代替他们俩遭的罪,第三个来了,第四个来了,第五个来了……如果你答应自己患严重头痛,这五个患轻微头痛的人都会痊愈。那么,这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有权利要求你这样做吗?

当然没有。其中核心观点是,“这六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利。”

这就是为什么,托瑞克教授说他选择抛硬币的原因。

“如果硬币的正面朝上,我们就救那个重症患者;如果反面朝上,我们就会救其他5个。”

当然,也有许多人不喜欢托瑞克教授的观点。其中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的回答很有说服力。

他对“平等”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该把每个人的生命看作平等,而不是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平等起来。生命是可以相加的。“很明显,拯救更多的人,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每一条生命都是平等的,拯救更多的人,就能拯救更多的生命,这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3

所以何为正义?是托瑞克的生存权利平等更正义?还是帕菲特的生命平等更正义?

事实上,正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现实中还更复杂,涉及到阶层问题。

如今的新冠疫情,最致命的一点,是疫情本身并没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阶层的社会群体,它迈着极其高傲的步伐,让那些本就穷困潦倒的人,断了活下去的希望。贫穷,让他们失去了最关键的救命稻草。

富人,可以迅速地得到检测或接受治疗;而穷人,连被检测的权利,都没有。疫情来袭,公司纷纷裁员。穷人,只能用自己那被忽视的生命,去冒险,去谋生。

刚领到工资支票的餐厅雇员牵着孩子回家,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2020年3月19日。餐厅店主因疫情关闭四家店面,辞退650到850名员工。图源:2020 AP Photo/Mark Lennihan

这不是偶然。这是数年来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大家可以对托瑞克教授的例子进行微调。

假设那位唯一的重症患者是社会底层的穷人,一直遭受社会的不公正对待。另外五位轻症患者是富人,一直享受社会的优待。这位重症患者要求我们把手里的所有药物才能得到救治。那么,站在伦理与道德的角度,是否应该为了弥补社会长时间为他的不公,而给他一次平等的生存权利呢?

让弱势群体受益,这样就公平了。

这确实看起来非常具有吸引力。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该强迫医生去改变这种对于弱势群体的不公正对待吗?医生,又有什么能力去改变这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呢?

很明显,这并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

医生应该考虑的是——病人目前的治疗需求,而不是其他。与性别无关,与种族无关,与家庭情况无关。医生所做的一切,只能与患者的身体状况有关。医生的职责,从来只是治病救人。

只有我们,只有身处在这个社会的其他所有人,才有责任去解决这场疫情所暴露出来的、最深刻的社会问题。

那么,当病人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医生应该怎么做?当病人的数量比透析机还多时,医生应该怎么做?

跟随托瑞克教授抛硬币?还是试图去拯救最多的人?

这真是个难解的问题。

参考资料:

1.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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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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