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心理健康：一念无明，生死轮回
原创：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文丨朴生心理 林小破
图丨源自网络
最近我也被刷爆朋友圈的《人民的名义》安利了，看了之后觉得这剧之所以圈粉无数，靠的不是演员入木三分的表演，不是题材的大胆突破，也不是剧情跌宕起伏，最吸引人的应该是它所表达的真实性，是现实社会中那些不可明言却又无处不在的潜规则，是普通大众面对强权感同身受的无奈。
而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另外一部同样着力于真实的好片：《一念无明》。影片通过一个家庭悲剧描绘社会大众对精神病患的漠视与冷淡，挖掘现实幽暗的角落，体察人情冰冷的黑洞。说它好，是因为它在能力范围内，毫无偏袒地把一切都呈现在观众面前，好的还是坏的，美的还是丑的，电影本身没有做出任何评判。因为面对人生里这些复杂而又难堪的时刻，没有谁能轻易区分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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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梗概
《一念无明》，聚焦躁郁症患者及其家庭生活，故事素材来源于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新闻事件。余文乐饰演的主人公阿东罹患躁郁症，在情绪里反覆煎熬。曾志伟饰演的爸爸黄大海离家不顾，移民海外的弟弟不闻不问，留下大小便失禁、久病不愈的妈妈（金燕玲饰）由他独自一人照顾。家，即炼狱。一点点碰撞摩擦都让母子俩露齿相斗。有一天，阿东帮失禁的妈妈冲洗，却意外结束她的生命，被判入住青山医院。黄大海在愧疚下决定接治疗后出院的阿东回到自己独居的小屋一块住，两个大男人挤在连呼吸都嫌拥挤的斗室中。阿东试着融入社会，找回朋友，留住女友，却发现早已经物是人非。他无法融入朋友；不被社会接纳；曾经深爱的女友也因他跌入痛苦的深渊。只有父亲能给他一些安慰，让他找到一丝活在人世的温暖。
《一念无明》剧照
借由此片，一个原本不为人熟知的精神疾病“躁郁症”进入了大众的视野。然而，对于普通观众，或者对整个剧情而言，这个精神疾病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设今天阿东所患的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边缘性人格障碍”……这个故事会有太多的改变吗？他所遭受的这些不幸会有所减少吗？似乎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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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误解
提到精神疾病患者，大家脑中闪现的是怎样的形象呢？精神病患者这个群体一直在各种影视作品中被污名化处理，比如精神分裂症，很多电影利用它做一个很强的戏剧冲突，经常和犯罪、杀人联系在一起，可真实的生活中他们并不一定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忧郁症也是，创作人喜欢利用它来制造情节，但他们不是真正关心这个群体。
这些刻板印象给精神病患者贴上了各种负面标签，让众人对此唯恐避之不及。但事实上，就拿本片的躁郁症来说，我们熟知的很多大艺术家和文人都患躁郁症，他们在轻躁狂阶段是可以产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以至于有人将躁郁症称作“天才病”，因为这个疾病的病友团真的太豪华了。 贝多芬、费雯丽、梵高、窦唯、陈奕迅和南派三叔都曾患有躁郁症。因为梵高去世后被诊断患有躁郁症，他就是在自己处于抑郁期的时候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疯子”，每年的3月30日还被定为世界双相情感障碍日。因此，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精神疾病并非像我们所预想的那么一无是处，精神病患者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天赋和生存能力。
影片里，阿东的爸爸说“情绪低落就像哮喘病”，这个比喻很形象。哮喘病的病因是有些人的气管很敏感，有些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也很敏感，这两者并没什么区别，有的人气喘发作，就需要休养，精神疾病也一样。
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躁郁症，其发病原因之一是遗传。阿东的母亲就有情绪和精神上的问题，躁郁症可能根植在阿东的基因中，当事件发生，触发了这个部分，病情就会爆发开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某些疾病的隐患，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是如此，环境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决定了隐患是否会爆发成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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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症状背后的人
电影中出现过两次关于“精神病医生”的场景：第一次是影片开头，精神病院的医生劝说阿东的爸爸把阿东带回家，告诉他，阿东的病情已经好转，继续住院也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况且，医院的病床也很有限。
第二次是阿东在外发病后，到社区医院复诊。医生坐在父子俩对面，面对电脑，双手没有离开过键盘，连头也没抬，连续问了几个问题：
“情绪好吗？”
“胃口好吗？”
“睡眠好吗？”
“有按时吃药吗？”
“有自杀的想法吗？”
对面这对父子都没来得及回答一句话。
最后医生又重复了一遍：“有自杀的想法吗？如果有，要回去住院哦！”阿东回答道：没有。于是医生让他们回去，按时吃药。阿东的爸爸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这样的场景让我感触颇深，其实相信不少人都在医院经历过类似的问诊情景。我身边不少学医的好友，毕业后多数都深造做研究搞学术，都不愿意在医院当一线的大夫。因为医生的身心压力都非常大。因此，标准化、程序化的处理方式是最高效省事的选择。
临床心理学习训练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必须了解各种不同的精神疾病、神经症、人格障碍和心理问题的诊断和区分。这是最基本的专业素养，也是对患者的负责。熟悉病症和正确诊断的目的是为了能对症下药，为患者提供有明确的目的性的治疗方案和帮助。但是，医生本身的职业压力、医疗资源的有限性等导致了我们对症状的一味强调，反而忽视了症状背后的人。而这，也许恰恰也是影响患者康复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作为助人者，无论何时，我认为都应该记住荣格所说的：“竭尽你的所能学习理论。但当你感触到鲜活的灵魂奇迹时应将其置于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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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另一个群体：病人的家属
影片中，阿东之所以病发，跟他长期照顾情绪病的妈妈并且忍受她对自己精神、言语的伤害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因为他，他的前女友也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现实和精神压力，在他们重逢的时候，女生已经不得不求助于宗教团体的力量给自己一些精神安慰，但是从她在台上发言的状态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她所承受的痛苦并没有正真获得很好的解决。
知名精神医学杂期刊《双相障碍》的一项研究中，来自以色列的一组研究者对双躁郁症患者及其配偶和家人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不仅是患者本人，其配偶和家人也因躁郁症经历着巨大的痛苦，疾病极度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和婚姻关系，包括：
极度影响社会功能
由于患者难以参与抚育子女，不得不放弃生育更多子女；长期睡眠剥夺；放弃生活乐趣（如朋友聚会、兴趣爱好、看电影或跳舞等）；没有时间或精力顾及自己的需求和渴望。总之，大多数患者配偶和家人都觉得整个生活世界的中心就是病人，常被拴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影片中患者阿东的父亲，接儿子出院后，经常要找同事给自己替班，为的是可以陪在儿子身边，以防出事。
巨大的看护压力
对躁郁症病人的看护、照顾压力让配偶们筋疲力尽。配偶和家人的责任包括“全职”照料病人（如预约治疗、确保治疗依从性、住院时照料病人等）；治疗费用也一度成为家里的一大负担。
严重的情绪影响
陪伴病人面对躁郁症时的无助感、抑郁期发作时的孤独感；对伴侣疾病状况的尴尬和耻辱感；对反复发作的焦虑和过度警觉；对病人状况的埋怨和责备，有时是对患者不服从治疗的责备；以及未被感激的失落感。同时在双相障碍循环时，对患者痛苦和失败的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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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
是善良者的沉默。”
电影中另一个鲜明的群体就是走到哪儿都有他们身影的“吃瓜群众”。他们在社会中都是被压迫的一群人，生活得很辛苦，但当他们看到更弱的人出现，他们不但不会去帮助，反而倾向去排挤。
关于“平庸的邪恶”，我们在《大象的恐惧》一文曾详细阐述过。而本片的编剧陈楚珩在接受深焦的采访时也谈到：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事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做出来的，而是我们这些平凡人微小的恶行累加起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就单一事件来看，只是随手拍下，一个很小的事情，可是放到网路上，很多人观看和评论，就会留下一些恶意的话语，甚至会人肉搜索，找出他过去的事情，肆意评价，这一切汇集在一起，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伤害。也许不仅仅在香港，这世上有很多人饱受情绪的困扰，一些人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走上绝路。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反思，因为我们去骂这样做的人的同时，我们也完全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多数商业片中的人物都是二元对立的，有好人，有坏蛋，如果你清理掉大boss，世界就会重归和平。但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邪恶不在外界，往往存于自身。如果想要令世界美好一点，我们先要克服各自心中的恶。人群居成一个整体，我们就是彼此的英雄，同时也是彼此的坏蛋。不过如果我们直面自己心中的恶，可能会活得非常艰难，要承认自己也可能是一个坏人是很不容易的。”导演黄进如是说。
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们。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团结起来，如果我们见到更弱的人，去帮助对方，至少尝试这样去做，尝试去同理，彼此接纳，或许能让这个易燃易爆炸的Mad World，显得不那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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